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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不在乎流量的司马迁,以及为何每一个人都应该读《史记》

不在乎流量的司马迁,以及为何每一个人都应该读《史记》

文 | 波波夫

司马迁才不是在乎流量的人。要不然,在西汉,他就不会去搞非虚构写作,而且一写就是十几年、五十万字,上不讨好君王,下不见闻于百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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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汉代吃文字这碗饭特别不容易。

那真是一个大师结伴而来的时代:写时评的有贾谊,一篇《过秦论》被几代人当作政论文教材;写科普文章,没有人比得上王充,当年他写的《论衡》,比起今天的《未来简史》来不知要高到哪里去;写家庭题材的也是高手云集,一篇匿名的《孔雀东南飞》道尽婆媳矛盾所引发的无穷灾难。

现在看起来,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从皇帝起就喜好舞文弄墨。汉武帝刘彻不但设置金马、乐府等专门的文化机构鼓励诗赋创作,也经常在长安开开文艺座谈会、攒各种沙龙,解读经典、引导文艺界诗歌创作方向。

刘彻本人就是个标准的斜杠大V:皇帝/诗人/治国理政问题优秀答主,一次与群臣去汾阳祭祀途中,见秋风萧瑟、鸿雁南归,文艺皇帝的悲秋之情一下子澎湃泛滥,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秋风辞 》。

《秋风辞》正是当朝的「十万加」爆款,朝廷大臣、文人朋友圈莫不纷纷点赞、转发。一时间,长安一带的竹子都不够用了。那时,竹简是最常见的文字记录工具。至于纸张,还要等两百多年,才被蔡伦发明出来。

不过,刘彻并不自恋,他内心的文艺偶像另有其人。此人便是精通六艺的司马相如。刘彻偶然读到《子虚赋》时,便被赋中华丽的词藻、极尽铺陈的文字所打动,以为相见恨晚。后来,司马相如被召见入京,从此平步青云。

相比司马相如绚丽的辞赋,司马迁搞的文字档案则不那么讨喜,甚至还惹怒刘彻直接删帖。一次,汉武帝翻阅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和《今上本纪第十二》后,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,不禁勃然大怒,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。

后人把这两位年龄相差近四十岁的司马并称为「西汉文章两司马」,以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代表当时两种文体的巅峰——汉赋和散文。不过,显然,那时写散文远不如诗词歌赋来得主流,而记录帝王将相历史的内参写作更是大冷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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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,多年后才跻身中国文化的超级IP。在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文学史中,司马迁和他的《史记》可以大大方方地占据整整一个章节,而司马相如大可三言两语带过。

可惜司马迁生前,却未曾感受到这份荣光。他记录了三千年的历史,但人们对他的人生却所知甚少,只能藉由《史记》窥探一二,甚至连《史记》最初的竹简版在西汉末年便已失传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的也是千年后的北宋手抄版本。

司马迁出身“公务员家庭”,祖上一直从事档案管理工作,算是书香门第。不过,司马迁从来不是一个枯坐档案室的宅男。十九岁时,他带上小妾,一起离开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——长安,开始了一次壮游。

对,不是青少年躁动的毕业之旅,也不是中年反叛生活的间隔年,更不是驴友们热衷的探险。壮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种特有的游历方式,以追寻历史遗迹、考察民风为主要目的,欧洲直到一千多年后才在贵族圈中开始流行。

那也许是司马迁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旅行,他不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,也了却许多心愿,也从北至南、游遍江淮和中原。

当他抵达江南会稽山时,首先去了九疑山,寻访民间传说已久的禹洞,那里是埋葬大禹的地方;后又渡汶水、泗水,到了齐鲁之地,考察孔子在阙里等处留下的风教;他的足迹也遍布两湖地区,循着屈原的指引「浮夏水,过洞庭,背夏浦,如陵阳,登鄂渚,逆沅水,离枉渚,宿辰阳」。

即便以今天的尺寸衡量,司马迁的游历半径也十分惊人。回到长安之后,司马迁还一度外派西南,在四川、云南呆了许多年。在没有携程、滴滴、12306、ofo的今天,人们很难想象完成这一连串旅行的难度,哪怕有马可骑、有轿可乘,那也是相当酸爽。

司马迁用脚步丈量西汉帝国,自然获得了不同寻常史官的视野。他在浊浪滔滔的太湖边伫立过、也曾在成都平原绵绵细雨里行军、彩云之南炙热的阳光照耀过他的脸庞。他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好奇,而今天的年轻人却缺乏他的坚韧。

壮游的经历,后来都融入到《史记》的写作之中。司马迁的文字简朴优雅,迥异于那个时代绚烂铺陈的文风。

壮游也更坚定了司马迁的对自己的人生设定——做一个有态度的历史记录者,而不是有言必录的速记员。那些躺在竹简上关于西汉帝国的记录,在旁人看来不过是故纸堆,但在司马迁那里就是无比珍贵的大数据。

于是,司马迁内心那个危险的火种——独立思考,被点燃了。哪怕后来刘彻的删帖、以及最严厉的腐刑都未能动摇的他的发愿:「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」。读过的万卷书、行过的万里路、受过的最残酷屈辱,都成为《史记》编程里的核心算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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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样一本书,在完成之后的一千多年前,依然可以被今天的人读到?

这里不得不提《史记》的价值。鲁迅评价「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」,郑樵称「六经之后,唯有此作」。

司马迁首先做了一个无比浩繁的信息过滤工作。他把汉之前三千多年的历史压缩到五十多万字的空间,又从亿万人遴选出数百人,安排在书中渐次出场,戏份自有不同;其次,他突破那个时代富丽堂皇的文字风格,发展出另一种更具生命力的审美:简洁、质朴。

不过,即便《史记》在历史和文学两个维度上都具有无双的价值,但其名声依然局限在精英人群中,无论是司马迁身处的西汉,还是后世,绝大多数人都无缘亲近《史记》。

流传后世的都是四大名著这样通俗易懂的小说,而历史只有与戏说结合,方能获得流量的加持。司马迁的文笔虽然比清代文章更为直白,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,文言文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。所以经典也需要摆渡人来开示。

台湾学者杨照曾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哈佛大学,经历了中西两种史学训练,说史自然不同凡响。他认为《史记》的伟大之处在于探究了人与命运的关系。「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方法,是一个人生的使命,是要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,不是为了名、为了利,而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。」

这种抽象的理想,并不是今天泛滥网络的心灵鸡汤,它激发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:我们是谁?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到哪里去?我们与世界是什么样的关系?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、如何理解当下?

这种哲学思考的核心,是把人和人的自我体验置于世界的中心。

这也为焦虑、无助的现代人,提供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。这个禅机就是他在《史记》中遴选人物的标准:什么样的人被历史淘汰让其随风而逝,什么样的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,仍然值得让今天的人去认识了解。

司马迁这种对人事的标准,正是今天许多人所忽略的,某种程度上,为人处事标准的模糊和缺失,也正是日常焦虑和无力感的病灶所在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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